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以產教深度融合促進中國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職業教育始終堅持以服務求支持、以貢獻求發展，始終遵循教育教學規律、經濟發展規律，緊緊圍繞社會人才需求，融入、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產業轉型升級”?？梢哉f，《決定》明確了產教融合實施過程中以“教”促“產”的總體思想，強調職業教育逐漸形成適應產業發展及產業轉型升級需要的教育類型的重要意義。當前，社會形勢出現新的變化，經濟發展面臨新的危機與挑戰，持續關注并分析這些變化對產業轉型升級帶來的影響，并有針對性地進行職業教育改革是我們必須考慮的戰略問題。
新形勢下我國經濟及產業發展
面臨的雙重考驗
2019年年末開始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是一場“公共衛生危機”，而且給各國經濟發展帶來嚴峻挑戰。“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雙重考驗：一重是經濟新常態以來出現的制造業產業升級及現代服務業發展對高技能人才需求不足的危機，這場危機會導致經濟增速趨緩并形成如何跨越“劉易斯拐點”的挑戰，這是一個較為長期的考驗；第二重是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以及由此帶來的國際貿易產業鏈的“脫鏈”“斷點”、重新洗牌等挑戰，這場考驗可能是短期的，但疫情控制及復工復產處理不好，也會延長到達“劉易斯拐點”的時間。
經濟新常態反映了21世紀初期我國在經濟發展速度上出現的新變化及對經濟改革提出的新要求。主要有兩層涵義：一層指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中國在2014年人均GDP為7575美元，已經跨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到7.8%，GDP增長總量開始趨緩；另一層指在經濟增速趨緩的形勢下，我國經濟發展模式將進入到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的時期。在經濟新常態下，如何通過教育，尤其是職業教育改革為產業持續發展提供高質量的人力資本，以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教育的基本需求，也是產教融合實施過程中實現以“教”促“產”的現實保障。
除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新冠肺炎”疫情也打亂了全球產業鏈配置狀況，影響著我國產業鏈的穩定及產業轉型升級的速度。從世界范圍來看，隨著1990年代中國開始實施全球化戰略以來，一些發達國家逐漸將本國生產性的低端產業鏈轉移到中國，使得他們的產業鏈并不完整。進入21世紀初期以來，產業鏈的轉移就已經使發達國家意識到了危機。隨著疫情及中國勞動力工資上漲的影響，發達國家可能會重新考慮產業鏈的分布情況，如果他們將產業鏈撤走，或轉移到其他國家，將給中國產業結構及產業的轉型升級帶來較大挑戰。另外，圍繞外國資本的投入，中國很多地區都已經形成了區域性產業集聚，這種產業集聚保證了中國在疫情期間即使面臨國際貿易產業鏈“斷點”，也能保證醫療物資材料的供給，使得我們可以不依靠外國原材料而進行復工復產。但是，隨著公共危機之后產業鏈在國內或國際間的轉移，圍繞這一產業鏈形成的產業集聚如何發展將是我們必須考慮的問題。同時，依賴這些產業鏈建立起來的職業學校將可能失去頂崗實習的實踐基地，產教融合將面臨深入實施的實踐性壓力。因此，在未來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只有擺脫處于生產性產業鏈的低端處境，不斷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才能擁有經濟發展動能，保持經濟平穩過渡。
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轉型升級
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
從歷史上來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有一個調整與發展的過程?？傮w來看，我國產業結構已經由改革開放前的第一產業轉移到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制造業規模已經占到我國GDP的30%左右，制造業和服務業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第二產業的制造業（如設備制造、電子等）和第三產業的服務業（如餐飲、住宿、旅游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在疫情期間及結束之后，我國制造業發展將面臨兩個方面的轉型需求：一是制造業產業鏈由低端轉向高端的核心技術突破問題；第二個方面是制造業發展過程中機器換人的成本與風險問題。在經濟新常態下，制造業的發展和企業的生存需要的是更高水平的勞動力。
與制造業同時發展的第三產業在新時期也進行了分化：一是與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傳統服務業，二是與新科技緊密結合的現代服務業，生產率水平大不相同。在經濟新常態下，第三產業應該轉型到以研發、設計、營銷、售后服務為主的現代服務業，而這種轉型無疑也依靠高質量的勞動力。
勞動力供給質量及創新水平
決定著產業轉型升級的成敗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能夠保持經濟高速發展，創造中國奇跡的主要推動力量是較為豐富的勞動力供給所形成的人口紅利。在這一階段，勞動力的供給及發展主要存在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我國產業結構由第一產業的農業轉移到第二產業的制造業過程，主要是勞動密集型崗位的增加過程，對勞動力質量的要求并不高；第二個特點是，隨著我國勞動力供給數量的減少及結構性就業問題的存在，珠三角、長三角地區逐漸出現“用工荒”，伴隨“用工荒”問題的是農民工工資的不斷上漲，國內的人均收入水平差異趨于下降。
經濟新常態下，促進經濟平穩發展及產業轉型升級，順利跨越“劉易斯拐點”的主要推動力量就是勞動力的供給及技術創新水平。按照未來崗位對人力資本的要求，即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崗位要求受教育年限10.4年，第三產業的技術密集型崗位要求受教育年限13.3年。目前城市中的農民工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勞動密集型崗位，其受教育程度尚不足以支撐他們轉向這些新崗位。根據以往的勞動經驗，由于農民工并不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務，一旦出現因技能而存在的就業問題，就會退出勞動力市場返回農村。但事實上，只要給予一定的技能培訓，他們還可以成為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并且會因為技術紅利而創造更高的生產率價值，因為相比普通勞動者，他們在勞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更容易形成技術創新。
從技術創新水平來看，由于制造業長期占據產業鏈的低端，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并沒有突破，造成勞動生產率提高受到限制。當前，以產教融合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就必須思考如何形成有利于技術創新的教育體制與機制。
推動產教融合實施的教育
改革建議：基于供給側的視角
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深入實施需要教育與產業的深度融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為產教融合注入了新的意蘊，既教育的發展要以產業為主，要通過為產業服務尋求發展動力。
（一）明確類型化教育的功能定位，分層次推進產教融合
長期以來，由于勞動力市場存在的篩選機制使得接受普通教育的大學生更容易被篩選到主要勞動力市場就業，從事國家公務員、國企主要管理崗位或專業技術人員職位，導致我國大學生群體不愿意到生產性崗位就業，大學生對于產業轉型升級的貢獻度低于西方國家，普通教育與產業的融合程度較低；從職業教育角度來看，已經形成的產教融合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與中等職業教育之間的融合，職業學校頂崗實習是為了實踐教學的需要，導致學生成為企業的廉價勞動力，職業教育與產業的融合層次較低。當前，明確兩種類型教育的不同功能定位，促進二者形成對產業發展的貢獻度具有重要意義：第一個層次是高職及本科層次的教育，主要定位于培養滿足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解決核心關鍵技術的人才需求；第二個層次是中等職業教育層次，主要定位于培養產業發展的基礎性勞動力，鞏固產業發展對勞動力的基本需求。
（二）城市職業教育要加強對農民工的培訓力度，不斷開拓產教融合新形式
自我國開始實施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政策以來，農民工就成為經濟高速發展并推進城鎮化建設的主要力量。大量的農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影響，主要附著在勞動密集型崗位上，當出現因年齡問題或技能提升問題而不能適應崗位需求時，就會返回農村，回歸到第一產業，造成產業結構調整的倒退。事實上，產業的發展需要的不僅僅是正規學校教育所培養的畢業生，一些非正式形式的教育所培養的受教育者也是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另外，農民工轉移到城市就業的基礎是農業現代化及機械化水平的提高，由于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影響，目前農村土地流轉還沒有完全實現，農業現代化水平還不高，而隨著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升，未來農村還存在農業勞動力轉移的空間，這些勞動力的轉移或轉崗都需要通過接受職業技能培訓而實現。
目前已經轉移的農民工主要在城市就業，他們的子女也已經適應城市生活，不可能再回到農村，因此應改革城市中高職教育的招生政策，為已經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群體及其子女提供高質量的職業教育。從培訓途徑來看，城市中的農民工存在轉崗及技能提升需求，他們已經在工作崗位工作多年，有了一定的經驗知識，適合在高職學院接受轉崗培訓；對于城市農民工的子女來說，他們目前還不能獲得城市戶口，無法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因此可以進入城市中等職業學校學習，主要進行職業義務教育、與就業相關的培訓、輔導及擇業知識的學習；對于逐漸從農業中轉移出來的農民工，由于他們缺乏工作經驗，也沒有相應的基礎知識，可以采取以市場為主導的非正規教育，為他們提供有針對性的操作技能培訓。
（三）在非替代性技能形成領域推行現代學徒制，提升產教融合的程度
當前，制造業的產業升級依賴經驗的積累，現代學徒制對于推動產教深度融合、培養非替代性領域的高技能人才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學徒制實施過程中師傅與徒弟之間面對面的經驗知識傳授是其他教學模式所不具備的。因此，應該在現代工業與服務業中推行現代學徒制，要給企業工人及參與生產性勞動的大學生群體一定的成長空間，讓他們從一些輔助性工作開始，通過現代學徒制成長為一名高技能勞動者。我國1983年形成的用工制度改革使得當前勞動力市場存在外部性、企業留任率問題以及技術工人之間的競爭問題，給現代學徒制的試行帶來了障礙。我們應通過建立行業性組織、改革招工制度等方式為現代學徒制的深入實施掃清道路，以此促進產教深度融合，為保障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核心技術的突破積累人力資本。
來源：校企創享聯盟
